]如果牛顿生长在中国

]如果牛顿生长在中国

有一则讽刺故事，大意如下：一位书生搭渡船过江，在江中，书生问船夫："你读过四书五经吗？"船夫说："没有。"书生为他感到惋惜："那你的人生去掉一半 啦。"书生再问："你懂得琴棋诗画吗？"船夫说："不懂。"书生更加感叹地说："那你的人生又去掉四分之一啦。"这时船忽然破了个洞，江水不停地涌进来， 眼看船就要沉了，船夫问书生："你会游泳吗？"书生说："不会。"船夫笑着说："那你的人生全部完蛋啦。"     说这个故事的人很巧妙地提出了他对"用"与"无用"的看法。俗语说："百无一用是书生"，书生所重视的四书五经、琴棋诗画无法拯救他免于溺死江中，相较之 下，游泳的技术似乎比这些东西"有用"多了。自古以来，读书人常被批评或自我批评为不务实、不切实际、不能学以致用，"书到用时"不仅"方恨少"，而且根 本是派不上用场。     而读书人所研究的学问也有"用"与"无用"之分，譬如四书五经是属于"有用"的学问，而琴棋诗画则是比较"无用"的学问。儒家主张"经世致用"，经常将" 学问"涂上浓厚的实用价值色彩，读书求学问或者修身是为了什么？为的是"齐家治国平天下"。因此在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人，对知识也常带着浓厚的实用价值观。 他们常常自问或逼问他人，研究这门知识（譬如说天文学）或研究那门学问（譬如色彩学）"何补于国计民生？"而以"用"或"无用"来赋予各种知识不同的价 值。     我曾设想：如果牛顿生长在中国的书香世家或豪门巨贾之家，有一天，当苹果从树上掉下来，击中他的头部时，他想到的也许是"如何将苹果击中头部的事件编成一 个具有教化人民意义的故事？"或者"如何改良苹果的栽培？增加生产？"这些有"实用价值"的念头，他可能根本不会问："苹果为什么不掉到天上去？"因为这 个问题"何补于国计民生？"如果你不知好歹地继续追问，那就是"玩物丧志"了，是儒者所不耻的。    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观察大抵认为，中国人是一个讲求实用的民族。中国人很少"为知识而知识"，总是觉得无补于国计民生的知识学它作啥？要学就学能派得上用场 的"显学"，但这其实是一种短视。就笔者比较熟悉的医学领域来说，即经常可看到这种以"实用一为导向的短视，绝大多数医学生都是先"立志当医师"，为了" 服务社会"，然后才去"研究医学"的；没有几个人因为对医学感到好奇而去学医，终身以"研究医学"为目的的。如果你只研究医学，而无法将所学的东西变成对 社会有用或不含这种预期，那你可能就会被视为一个"自私"的人。多年前，台大医学院一位新任院长在上任时发表谈话，竟然说台大医学院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培 养诺贝尔医学奖得主，而是为了培养素质优秀的医护人员。这段谈话和昔年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所说"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"拿来一对照，真不知该说什　么 才好？难道医学的教学和研究只有"获得诺贝尔医学奖"以光宗耀祖及"培养优秀的医护人员"以服务社会这两个目的，不能为"研究"而研究吗？不能为"追求真 理"而研究吗？     对满脑子实用价值观的人来说，数学系的存在目的也许只是为国家培养素质优秀的数学教师，让将来学医学、电机、工程的人有人教他们可资应用的数学，他们无法 了解发展"纯粹的数学"有什么价值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数学是一切理论科学的基础，有了理论科学，才有应用科学，有了应用科学才能让他服务社会，但总觉得数学 "够用"就好。中国科学不能发达，对这种短视的实用价值观中毒过深是原因之一。 　　西方的知识界跟我们则大异其趣。史丹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金巴铎（P.C.Zimbardo），在谈到心理学的发展方向时，特别提到他年轻时代的 一件往事：当他还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工作时，有一天在实验室里兴高采烈，因为《科学》期刊（Science，一本水平相当高的专业科学刊物）刚通知他说他的 一篇论文已被接受，准备刊登。金巴铎情绪高昂地对那篇论文的数据做最后的分析。 　　他的老师柯罕（A R.Cohen）问他今天精神为什么这么好，金巴铎忙不迭告诉柯罕教说，他发现了咖啡因（Caffeine）和镇静剂（Chlorpromazine）会 如何影响成年雄鼠的性行为（这正是那篇令他得意非凡的论文内容）。正当金巴铎口沫横飞时，柯罕教授突然打断他的话，要金巴铎告诉他医学院外面的大街上发生 什么事，金巴铎说"没有什么，只是有人站在那里说话"，柯罕教授又问他街上的行人在谈些什么，于是金巴铎说街上的一个女人因为听到另一个人告诉她的消息而 感到非常沮丧，而另一个女人则在安慰她。这时柯罕教授拍拍肚子说："如果你知道如何安慰她，那么你就能安慰她，而你也会发现一般人比你那些白老鼠可爱多 了！" 　　金巴铎特别提到这件往事，因为柯罕教授提醒他，心理学应以解决人类的问题为目的，知道咖啡因如何影响老鼠的性行为，套一句儒家的话──"何补于 国计民生？"当金巴铎为知道老鼠性行为的一些问题而得意忘形时，柯罕教授把他拉回现实中，要他多想想如何帮助周遭的人。金巴铎把柯罕教授的话视为"空谷足 音"，因为在西方的知识界，像柯罕教授这种人并不太多，很多学者一钻进研究领域里，就为研究而研究，只想知道"真相"，而不太顾及这个真相对社会有没有 用。     但在中国，像柯罕教授这种人却太多了，大家都要经世致用，都要服务社会，结果理论科学少人念，基础医学没人做，大家都想现学现用，而且只学有实用价值的，而不愿承认生化学、生理学、微生物学等比内科学、外科学、小儿科学更有价值。     庄子说："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"，很多知识，譬如说观察太空或者观察老鼠的性行为，若以短浅的眼光来衡量，显然是无用的，但若以长远的眼光 来看，则可能是相当有用的。也许因为有人基于好奇、兴趣，无所为而为地观察太空，长期累积建立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，并发明了宇宙飞船，而在地球饱受"实用 之物"的污染，无法住人时，这些以前"无用"的知识即能使人类移民外层空间，延续生存。如果到那时才想学"有用"的天文学，现学现用怎么来得及呢？这也正 是庄子所说"无用之用，乃为大用"的部分道理。     以前看报纸，看到吴大猷先生与余英时先生的科技人文对谈，其中，余英时先生将理论科学称为"无用之用"，笔者深有同感。也许我们要先摆脱知识的实用价值观，不先问有用与无用，而纯粹为知识而知识、为研究而研究，则所获得的只要是真知识，总有一天会是有用的。